文人画的崛起:从卑贱的画工到高雅的士人
自然壮族服装子产卓人月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平台注册壮族风情庄子自然之法自然与画工卓异记序当我们面对宋元时期的绘画真迹时,不由心生困惑:为什么当时中国顶尖的画家专爱山水,而不热衷于肖像、静物和神话?为什么这些作品看上去很相似,但在自然界中却并不存在?美国艺术史家卜寿珊(Susan Bush)最初钻研宋代绘画,也是从这些疑问开始的。早在文人的水墨山水画统治画坛之前,人物侍女、花草翎毛、工笔青绿等等曾经各擅胜场。但从宋代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肇始于苏轼、文同等士人的文化运动,使得身份尤其是与身份匹配的文化品格,成了决定画作高低的关键因素,并影响了此后五六百年的中国画史。本书的作者卜寿珊没有被汗牛充栋的明清画论带入泥潭,而是沿袭社会史和文化史,试图缕清文人画的历史发展脉络。“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节选《心画》,这本海外美术史著作呈现了中国文人画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历史图景和文人画理论的演变。
众所周知,文人作画始于汉代,到了唐代,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所以张彦远说只有贤人高士才能成为优秀画家。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采纳的题材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比如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像王维(699—759)的《辋川图》,还有张璪的水墨树石。唐代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文人艺术理论出现于宋代,它反映出向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转化,但还没有从风格上进行定义。文人画家此刻意识到了他们作为精英群体应起的作用,他们倡导的艺术与诗歌和书法紧密相关。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风格作画,其中某些风格直接源于早期的传统。当然,他们的作品被后世的文人画家奉为圭臬,最终一些特殊的绘画类型被视为文人题材。然而,在山水画领域,这一观点到明代才确定下来。那时,文人们追忆元代大师的成就,开始用风格术语来定义文人画。因而我们关注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首先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进行实践,继而缓慢进化为一种风格传统。既然艺术家的地位很早就是重要的事情,文人绘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呢?
在中国,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这个时代,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宋初重臣如赵普(916—992)、吕蒙正(卒于1011)均出身布衣,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1072)起于寒门。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创造了新的散文、诗歌、书法风格。在这种氛围下,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文人画,这并不足为奇。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1052—1105)和稍早时期的蔡襄(1012—1067)。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1019—1079)、李公麟(1049—1105)和驸马王诜(生卒年不详)。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 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平台注册,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纵观北宋时期,绘画一直是整个文人文化的一部分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平台注册,不能与诗歌和书法分开。
我们还应当注意苏轼关于绘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论述。一个是对于形似的态度;另一个是绘画技巧。关于形式的论述是他最有名的一联诗,这在前文中已经引用过:
因为苏轼强调艺术的表现功能,这些线索确实为后来文人画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然而,苏轼在这里主要着眼于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作品。只有到了后来的董其昌,才把这联诗用于风格的表述,根据董其昌的观点,自然审美的效果不同于艺术。从元代开始,山水画并不是希图取得自然效果。到了明代,绘画明显成为了一种风格模式,而不是寻求再现。但苏轼并不完全否认艺术的再现方面。对他来说,一幅画仍然是自然世界的有效影像。
他的其他作品提示了这个观点,比如在他儿子苏过(1072—1123)的竹石图上,他题诗:
“写真”和“传神”都出现在诗里,这些是用于人物画的术语:苏轼还在一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传神”。文同,字与可,是以画竹而闻名的文人画家。苏过的绘画是他父亲苏东坡传授的。苏轼认为他们抓住了事物的形似,自然应该受到称赞。
君子应当知晓世间各方面的学问,才能够摹写这个世界。这里的艺术问题仅仅为了说明这一点。苏轼确实认为一个画家应该熟悉自然。
关于绘画技巧,或者说具体的创作过程,苏轼看来也比较赞同快速的、无意识的行为,比如,依照孙知微的样子,他描写下一位给皇帝画肖像的画家:
这个术语“神授”,即“放任自己的手”,指出绘画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平台注册,艺术家能够忘记手中毛笔,因为他已经成为笔的一部分。……
苏轼文中的“道”是能致而不能求的,通过全身心投入,就能自己找到正确的途径。对苏轼也是如此,通过熟练掌握一门技巧,艺术就变成了第二天性。当苏轼在一般层面上讨论“道”的时候,他的观点可与苏辙或黄庭坚进行比较。当然,苏轼在这里区分了“技”和“道”,特别适用于他所经验的绘画实践。
苏轼天生地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对他来说,“道”可以简单理解为正确靠近生活与艺术。
在绘画形式中,“理”是一种让人信服的正确观念。如果掌握这个理,艺术家的创作就能得心应手,并符合人们的期望。每一种事物都有一个“理”——事物应有之道。因此,当文同被认为掌握了竹石枯木的“理”时,这意味着他能够在所有方面令人信服地呈现这些事物。最终,文同所得之“理”将他与竹子融贯为一,就创造出了优秀之作。理论上说,第一阶段的智力要求更高(掌握事物之理),但理与物合就说明,画家必须深入了解外在自然,不管这种了解是理性思考式的,还是神秘移情式的。对艺术家来说,这两方面的卓越素质都是必需的。只有像文同这样的高人逸士才能将天性融贯到竹中,受到启发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平台注册,寻找到事物本来之理。最后,作为儒家的苏轼还重点关注了艺术家的品格。